民国三十一年,七月末,重庆。
盛夏的山城,是一口密不透风的蒸笼。
盆地焚风裹挟长江水汽,死死扣在整座陪都上空。
连日无雨,暑气积而不散,白日地表温度直逼四十度,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空气里浮着一层滚烫的粘腻,呼吸一口都带着灼人的热气。
长江浊浪滔滔,浑黄江水日复一日撞击江岸,轰鸣低沉、沉闷绵长,像这座战时首都压在心底、吐不出去的长叹。
七星岗官邸,门外哨兵持枪肃立,墙面白底黑字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司令部”牌匾,被烈日晒得发白,字字沉肃。
这里没有权贵公馆的飞檐雕栋、亭台水榭,朴素得近乎简陋。
青灰砖墙斑驳褪色,院内几株黄桷树蔫垂枝叶,连风都懒得穿过。
整座官邸只有沉稳、克制、常年紧绷的肃杀气息,一如驻守此处的主人。
厅堂之内,老式吊扇悬在梁上,铁叶吱呀转动,吹出的风也是热的,扫不散满屋淤积的沉郁,更吹不散刘湘胸口盘桓数年的沉疴旧疾。
案桌正中,平放着一纸冰冷公文。
《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调令》
墨字工整,条文严苛,每一句都是中枢下达的铁律,每一行都压着川军数年翻不过身的宿命。
民国三十一年初夏,日军大本营决意彻底摧毁华东空战体系,发动浙赣全面攻势。
数十万日军沿浙赣铁路全线压进,一路拔除机场、炸毁设施、扫荡防区,意图斩断中美空中补给命脉,彻底锁死东南抗战的最后一口气。
军情如火,狼烟东燃,举国震动。
可军委会的调令,依旧是那一套用了数年、从未更改的规矩。
川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全数东调,驰援浙赣前线。
全军拆分、化整为零、师旅割裂、团营分散。
各部悉数划拨中央军嫡系序列,归各战区临时节制,无统一川军指挥、无独立防区、无弹药粮饷优先权、无战后建制保障。
白纸黑字,写得直白刻薄。
说白了,七年抗战以来不变的现实依旧摆在眼前:
硬仗,川军打。
死地,川军填。
牺牲,川军扛。
功劳,旁人领。
建制,随时拆。
刘湘指尖轻轻抚过公文纸面,纸质粗糙,边角冷硬,触感冰凉刺骨。
自民国二十六年夔门东开,几十万巴蜀子弟徒步出川,已然整整五载血战。
淞沪滩头,川军草鞋踏碎焦土,以最劣装备硬抗日军甲级师团,尸堆填壕,寸土不退;
南京保卫战,广德孤城,师长饶国华殉国自戕,一城川军全员死战,无一人投降;
太原会战,川军孤军断后,掩护主力撤退,满山尸骨无人收殓;
徐州突围、台儿庄死守,中将师长铭章殉国,武汉死守、赣北拉锯、皖南阻敌……
每一场山河倾覆的恶战,最残破的阵地、最凶险的侧翼、最无解的死局,永远是川军顶上。
他们是旁人口中的“杂牌”,是调度表上最廉价的耗材,是随时可以拆分、随时可以牺牲、随时可以弃置不顾的棋子。
无精良军械,无重炮掩护,无空中支援,无充足粮秣。
一双草鞋,一杆老枪,一身单衣,一腔血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