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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州扬州皆吾土（第1页）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苏轼《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其一》

元祐六年（1091年）春，汴京城门在望。

苏轼坐在马车中，掀帘望着那熟悉的城墙，心中却没有半分重返故地的欣喜。从杭州到汴京，一路风尘仆仆，但比路途更让人疲惫的，是即将面对的那些人与事。

王朝云坐在他身旁，察觉到他的沉默，轻声问：“先生在想什么？”

“在想，”苏轼放下车帘，“这次回朝，能待多久。”*

朝云没有再问。她懂他的意思。自从元祐更化以来，苏轼每一次回朝，都伴随着无休无止的攻讦与倾轧。洛党、蜀党、朔党，名目繁多的派系争斗，让这座繁华都城变成了一座无形的牢笼。

果不其然。

苏轼回京就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的消息刚一传出，弹劾的奏章便如雪片般飞来。

先是侍御史贾易发难。他将苏轼在杭州任上的诗文逐字逐句加以分析，断章取义，指控苏轼“以诗讥讽先朝”“怨望朝廷”。紧接着，右正言姚勔、监察御史赵挺之等人相继上疏，翻出旧账，添油加醋。连苏轼在西湖上写下的“水光潋滟晴方好”，都被解读为“以晴喻新法之废，以雨喻旧法之坏”。

一纸纸弹章，字字诛心。

苏轼坐在寓所书房中，将那些弹劾他的奏章抄本一封封看完。起初，他的眉头紧锁；看到后来，竟忍不住笑了起来。

“先生还笑？”王朝云端着茶走进来，见状诧异道，“这些人把先生说得如此不堪，先生不气恼吗？”

“气恼有什么用？”苏轼接过茶盏，吹了吹浮沫，慢悠悠地说，“当年在湖州，那些人闯进衙门拿我，我吓得不敢出去，让通判代我出见。后来在狱中，我以为必死无疑，还写了诀别诗。如今再看这些弹章，只觉得——戏还是那出戏，只是我已不是那个看戏的人了。”

他呷了一口茶，神色平静得近乎淡漠。

朝云看着他，心中忽然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受。这个男人，是真的变了。不是变得麻木，而是变得从容。那种从容，是死过一回的人才会有的。

“那先生打算怎么办？”朝云问。

“不怎么办。”苏轼放下茶盏，“不辩解，不抗争。上书自请外任。”

他当日便提笔写了《乞外任状》。奏疏中的语气平静而恳切，只说自己在朝中“与群议不合”，请求出知外郡，为朝廷分忧地方。

奏疏递上去后，他照常上朝、侍读、处理公务，仿佛那些弹劾根本不曾存在过。

有人为他抱不平。兵部尚书苏颂登门拜访，愤然道：“子瞻，那些人的攻讦分明是无中生有，你就这样忍了？”

“子容兄，”苏轼为苏颂斟了一杯酒，“我问你，我若是上书自辩，他们就不会继续弹劾了吗？”

苏颂一愣。

“不但会继续，还会变本加厉。”苏轼自顾自地饮了一杯，“朝中攻讦，从来不是为了辨明是非，而是为了党同伐异。与其在唾沫星子里打滚，不如到地方上去做点实事。”

“你倒是看得开。”苏颂叹道。

“不是看得开，”苏轼放下酒杯，目光落在窗外那株梧桐树上，“是看够了。”

元祐六年八月，诏令下达：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

消息传开后，有人替他惋惜：从杭州知州到翰林学士承旨，本是升迁；如今再到颍州，分明是被排挤出朝。

苏轼倒不在意。他收拾行装，准备启程。

临行前，他的弟弟苏辙前来送行。

苏辙时任尚书右丞，在朝中位居要津，但为人沉稳低调。他看着哥哥两鬓斑白的模样，心中酸楚，却又不便多言。

“子由，”苏轼拍拍他的肩膀，“好好做你的官，不必为我担心。”

“大哥，”苏辙欲言又止，“你这次去颍州……”

“颍州好啊。”苏轼打断他的话，笑道，“颍州有欧阳公的西湖，我正想去看看。”

他说这话时，眼中竟有几分向往。

苏辙怔怔地看着他。三十四年前，嘉祐二年的春天，欧阳修在礼部试场上读到苏轼的文章，说出那句“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从此，苏轼名动天下。而如今，恩师已逝，故迹犹存，他要去那片留有欧阳修印记的土地上走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