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认识他。或者说,这个人至少知道他的身份。越往深处想,脑袋因为宿醉的原因越痛,算了,不想了。该回家休息休息了。回忆刚回到家,何烨整个人像卸了力似的,一头栽进沙发里。客厅里光线昏暗,窗帘还拉着,昨晚出门前没来得及拉开。何烨也懒得起身,就这么瘫着,任由意识在放空与昏沉之间游荡。刚放空没多久,茶几上的手机“叮咚”一声脆响,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何烨懒洋洋地伸手去够,拿过来一看,屏幕上显示着银行发来的入账通知:您的储蓄卡于20:00转入金额1000000元,余额1,272,00000元。一百二十七万。这笔转账从何烨14岁开始,至今已经整整十年。那年也是何烨人生中最灰暗的一年。何烨明明想逃避那段时间的记忆,但它却偏偏在脑海中格外的清晰。母亲自杀去世,父亲和小三重组家庭,留下年幼的他被抛给年迈的爷爷奶奶。他们不是“闹离婚”,那三个字太轻了,轻到装不下那个傍晚的分量。年幼的他推开浴室门的时候,水已经凉透了,满缸都是红色。母亲闭着眼睛靠在白色的瓷壁上,像睡着了一样,手腕上的伤口安静地张着,不再流血了,因为已经流尽了。那年的他十四岁。而他的父亲,在母亲还躺在殡仪馆的日子里,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把那个女人领进了门。父亲和那个女人很快又生了孩子,一儿一女,凑成了一个“好”字。何烨从亲戚的闲言碎语里拼凑出那个家庭的轮廓——新房子里摆着全家福,逢年过节热热闹闹,父亲会带着那两个孩子去游乐园,会在家长会的时候坐在教室里,会在生日那天订一个漂亮的蛋糕。而何烨呢?何烨像一个旧玩偶,被丢在了过去。父亲没有给过他一分钱的抚养费,没有打过一个电话,没有问过一次他期末考试考了多少分,没有问过他长了多高、多重了、有没有生病。好像何烨这个人的存在,随着母亲血液一起流进了下水道,再也没有人提起。何烨的高中校服磨出了毛边,袖口的地方线头一根根翘起来,甚至破了个洞。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眼睛不好,奶奶举着针穿了半天也穿不进去,急得直抹眼泪。最后是何烨自己拿过针线,笨拙地把破洞一点一点缝上。针脚歪歪扭扭的,但至少不会再散了。大学学费差点没凑齐。通知书下来的那个夏天,何烨翻遍了家里所有的抽屉和柜子,爷爷奶奶的存折上只有三千多块钱。他一个人去办了助学贷款,在食堂打了两年工,端过盘子洗过碗,后厨的阿姨心疼他,会偷偷多打一勺肉。可即便在最难的时候,何烨也没有动过那张卡里的一分钱。他不想亏欠任何人,也不想麻烦任何人。母亲走之前留给他最后的教诲,大概就是这世上没有谁是靠得住的。母亲与父亲是共同白手起家的。在那个房地产风生水起的年代,他们靠着卖家具,从县城里一间不到二十平的铁皮铺子开始,一步一步向上发展。母亲管账,父亲跑业务,两个人挤过地下室,吃过三块钱的盒饭。就这样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后来生意渐渐有了起色,铺子换成了门店,门店又开了分店,他们终于在大城市稳稳扎下了根。何烨小时候翻过家里的老相册,看到过一张泛黄的照片——年轻的母亲站在一堆板材旁边,头发用橡皮筋随意扎着,脸上全是汗,但笑得很亮。照片背面是母亲的笔迹:“第三家店,咱们会越来越好。”这一切本来都很美好,直到母亲怀上了何烨。怀孕之后,母亲把事业全权交给了父亲。不是因为她想偷懒,是因为她信任。差不多十年的夫妻,从一无所有走到今天,她把命都押在这个男人身上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她安心在家养胎,偶尔去店里看看,更多时候是摸着日渐隆起的肚子,想着孩子叫什么名字,想着将来要给他什么样的生活。而父亲呢?在一次酒局上,他见到了高中时期的白月光。那个女人保养得当,谈吐温柔,和挺着大肚子在家里熬汤的母亲不一样。起初只是留了个联系方式,后来联系越来越多,消息越来越密,从问候变成了倾诉,从倾诉变成了别的什么。母亲羊水破的那天,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她被紧急推进产房的时候,父亲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