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看

第三章 从波茨坦到冷战（第2页）

英国重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并不意味着英国甘心充当美国的小伙伴，相反，英国利用大战后法俄等欧洲传统强国衰弱的良机，试图成为欧洲的领袖。英国领导人在二战结束前的盟国首脑会议上为法国讲了不少好话，甚至为法国在德国争取到了一块占领区，其目的就是通过与法国的合作，扩大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力。1947年3月，英国与法国签署《英法同盟互助条约》（TreatyofAlliaualAssistaheUnitedKingdomandFrance），即《敦刻尔克条约》（TreatyofDunkirk），力图将英国占主导地位的英法同盟作为未来西欧军事政治联盟的基础。1948年1月，贝文提议建立西欧联盟，得到西欧国家响应。同年3月，英、法、荷、比、卢五国代表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8月，组建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合作性质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但英国的实力毕竟有限，遂与其他成员国一起要求美国参与西欧防务。美国利用这个机会于1949年4月组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全部加入北约，其军事机构也在1950年并入北约。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要求英国对西方的防务承担更多的义务，具体地说，美国不仅要求英国派兵参加朝鲜战争，而且希望它在欧洲防务中更有力地遏制来自苏联阵营的挑战。英国政府积极配合，随即宣布支持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将英国太平洋舰队交由美国指挥。1950年7月，英国从香港驻军中抽调两个营前往朝鲜，至11月，英军的兵力已增加到3个旅。1950年12月，贝文宣布大规模重整军备，准备在1951-1954年期间划拨47亿英镑专项开支。在朝鲜战争中，先后有约10万名英军参战，阵亡1078人，负伤2674人，另有1060人失踪或被俘。

与此同时，英国又极力阻止麦克阿瑟扩大战争的企图。麦克阿瑟曾多次要求动用空军轰炸中国东北地区，按照先前的约定，美国政府正式征询英国的意见。11月16日，贝文答复道：英国不同意美军飞机进入中国；而同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等也做出相同的答复，美国政府只好作罢。1950年11月，“联合国军”的第二次北犯被击退。11月30日，杜鲁门向媒体宣布：在朝鲜使用核武器“始终是现实的考虑”。英国政府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急忙向美国表示，艾德礼希望与杜鲁门面商此事，美方遂表示同意。12月3日，艾德礼和贝文在伦敦会晤了法国总理勒内·普利文（RenePleven）和外长罗伯特·舒曼（Jean-BaptisteNicolasRobertS），以协调两国对此事的立场。次日，艾德礼抵华盛顿与杜鲁门会谈。他首先委婉地表示：英国和欧洲对杜鲁门声明可能造成的后果感到担忧，建议美国尽早同意在朝鲜停火。同时，艾德礼再次要求美国在有关朝鲜战争的问题上做出重要决定前，与英国和其他参战国磋商，并力阻美国动用原子弹。英国在重大问题上如此直率地向美国表述不同意见是非同寻常的，其原因是：此时苏联已拥有核武器，如果美国动用核武器，那么苏联有可能对美国的盟国比如英国实施核打击，以进行报复。杜鲁门仔细听取了艾德礼的陈述，很重视英国的立场，英美首脑会谈结束后发表的公报称：“总统声明他希望世界形势将永远不会需要动用原子弹。总统告诉首相：他愿意向首相通报有可能引起形势变化的各种情况。”艾德礼的美国之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扩大战争的企图，使杜鲁门打消了使用原子弹的念头。通过这个事件，英美特殊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此时，英国对建立欧洲自己的防务体系并不十分热心。1950年10月，法国总理普利文推出“普利文计划”，提议建立包括西德在内的欧洲防务体系和统一的欧洲军。美国对这一提议表示支持。英国虽不反对，但表示不参加这个体系，它认为该体系会损害英国主权，影响它对其他地区的防务义务。结果，当《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EuropeanDefenseuy）于1952年5月签署时，英国只与美国签署了一份双边附加协定，声明在该共同体成员国遭到外来侵略时，两国将予以支援，击败入侵者。这些承诺其实早已写入《北大西洋公约》，并没有新内容。英国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取悦于美国人，使其更多地承担欧洲的防务。英国为争取美国在欧洲常驻30万军队，自己也不得不向大陆派驻重兵。在北约防务体系中，英国派出了由4个师组成的莱茵军和第二战术空军，共计5万余名作战人员。

除了防务之外，英国仍不愿过多地卷入欧洲事务，而力图保留自己的行动自由。相比而言，工党政府更有意于欧洲合作，贝文在创建欧洲委员会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个于1948年5月成立的机构只是一个向成员国政府提供建议的咨询机构，用英国人的话来说：它是一个“清谈馆”，各成员国只在其中交换看法。英国不愿意看到它变成一个权力机关，更不愿它成为欧洲合众国的基础。

法国则大力推动欧洲的联合。1950年，法国外长舒曼提出“舒曼计划”（SPlan），建议将法、德两国的钢铁、煤炭生产置于共同管理之下，同时欢迎其他欧洲国家参加。1952年1月，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其成员国有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英国没有参加，它担心对英帝国的煤钢生产和贸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且，煤钢共同体根据“多数原则”作决策的方法也不合英国的胃口，英国不愿这项原则损害其国家主权。结果，英国只是与该共同体签订了一个相互之间关系的协定。此后，当法国等上述六国于1957年3月25日签订《罗马条约》（TreatyofRome），决定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时，英国再一次充当了旁观者。

在欧洲以外地区，英、美合作共同支持亲西方国家，抵抗共产主义的影响。战争结束后的10年中，英、美合作的重点在中东和朝鲜。

在中东，英、美的目标是防止苏联渗入，将这一地区的英国基地作为对抗苏联的重要战略要地，控制该地的石油资源。美国主要通过财政援助的形式鼓励英国在这一地区维持庞大的基地网络，以备发生战争时动用。美国还支持英国在该地区建立集体防务体系，1955年成立以英国为首的中央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时，美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该组织的常设委员会。

在朝鲜，英国并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或安全利益，它之所以出兵朝鲜并召集英联邦成员国参战，其真实原因是换取美国在欧洲承担更多的防务，内阁在1950年11月对此解释说：“如果我们收回对美国在远东战略的支持，那么美国就不愿意继续其支援西欧防务的政策。在失去美国对欧洲的全力支持的情况下，我们几乎不可能抵御俄国在欧洲的侵略。”

英国参加朝鲜战争，另一个因素是对美国的军事行动予以约束，避免战争升级，特别是不愿看到核战争爆发。艾德礼和贝文都不想把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因为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有可能波及香港、马来亚，甚至欧洲，损害英国的利益。但同时英国又认为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可以遏制苏联的扩张。在英国看来，朝鲜战争是苏联策划的一次侵略，朝鲜半岛一旦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印度支那、香港和马来亚也会相继陷落。

尽管在这个时期，英国外交基本上跟着美国走，但在承认新中国这件事上，却表现出它的独立性。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于1950年1月6日承认了新中国，在中英关系史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样做的原因是：

一、现实主义传统的又一次表现。英国人总是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而较少受其他因素的束缚，十月革命后英国也曾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苏联，现在承认新中国，主要目标是维护和发展在华利益。

二、承认既成事实。按英国人的看法：一个政府若取得对大部分国土的控制权，便有资格获得他国的承认，而承认并不代表对它的肯定。丘吉尔对此作过精彩的论述，他说：“承认一个人的存在并非必定是赞同，人们不得不在这个充满罪恶和敌人的世界上承认他们并不喜欢的那些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并不是要表达恭维之意，而是要取得便利”；“当关系处于最困难的境地时，最需要的就是外交”。

三、确保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新中国成立时，英国在华投资额高达10。3亿美元，而随着美国的退出，英国商人认为这是发展对华贸易的大好时机，他们不想放弃国民党政府欠下的留在大陆的那些债务。

四、维护英国在香港的地位和权益。二战以后，英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住了香港，此时自然不愿拱手放弃。它担心中国人民解放军会用武力解放香港，因此，承认新中国并在香港问题上求得与中方的沟通和谅解，是英国迫切需要的。

五、阻挡中国进入苏联势力范围。英国从国共之间的关系中发现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不同，中共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愿望，这样，英国将新中国看作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不能让苏联轻易得手。1950年贝文在评价英国承认新中国之举时指出：“我相信我们当时承认人民政府是正确的，没有让俄国人以为他们是唯一可以帮助中国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六、英国对国民党感到失望，与其关系亦由冷淡转向恶化。英国政府曾多次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独裁进行抨击，尤其是对国民党海军在1949年末封锁大陆时骚扰英国商船、阻止英商贸易表示愤慨，贝文于1950年5月在下院说：国民党的封锁对英国在华利益的损害“比共产党人更为严重”。

最后，工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持较友好的态度，因此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也比较主动。工党下野后，仍重视发展与新中国的关系。1953年底，工党执行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决定派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在得到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后，艾德礼亲率工党代表团来华。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8月为安排接待该代表团召开的会议上说：“我们应当重视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指出“英国对推进中英关系采取了主动的态度”。

但中英关系正常化进程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突然中止。此后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这个进程得以重启，在中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在二战结束后的10年中英国外交政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西方的利益受到苏联的威胁，英国应致力于消除这种威胁，但西欧自身的实力有限，因此和美国发展“特殊关系”，敦促它参与西欧的防务，是英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为维护西欧的安全、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英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除负担帝国的防务，英军还在帝国之外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以致军力“过于分散”。英国由此在财政方面背上很大的包袱，它脆弱的经济本来已经负担过重，现在则遭到更大的削弱。

但英国对西欧经济一体化进程却显得冷淡，在战后的西欧，英国本是唯一能担负起领导作用的国家，美国也曾希望它这样做。英国政府却顾虑重重，优柔寡断，错失了良机，它认为参加欧洲煤钢共同体这样的超国家机构会损害英国的主权，也损害它与英帝国和英联邦内其他国家的关系。假如，当时英国在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方面更加主动一点，它在欧洲的影响无疑会大得多，也不会落到后来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而被拒于门外的地步。曾在外交部担任常务次官的知名外交家尼古拉斯·亨德森（Niderson）在回顾那段经历时说：“战后那段时间里，所有西欧国家的政府都寻求我们的恩赐，在好几年时间内，我们的声望和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我们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欧洲打上我们的印记。”然而英国在防务方面不惜承担过多的责任，体现了现实主义原则；在经济方面却很少考虑回报与收益，似乎又显示出一些理想主义遗风。英、美“特殊关系”是英国外交的一根支柱，但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却使英、美关系受到重大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