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梁修乾微笑,“接受我们的训练。学习如何用你的才华,影响更多的人。然后,用你的笔,写出属于‘未来’的文学。不是那种狭隘的、乡土的、倒退的文学,而是开放的、世界的、超越一切边界的文学。”
“超越边界?”杨旻皱眉,“什么意思?”
“意思是,”梁修乾凑近一步,声音变得低沉而富有磁性,“文学不应该被‘国家’、‘民族’、‘传统’这些概念束缚。文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坛拒绝接受这一点,那我们就用更好的文学,取代它。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进化。让旧的、腐朽的、狭隘的文学自然消亡,让新的、纯粹的、世界的文学取而代之。”
杨旻沉默了。
梁修乾的话,像是一剂麻醉药,精准地注射进了她最痛的伤口。她恨这个文坛,恨潘文贤,恨那些说“本土的就是狭隘的”的人。而现在,有人告诉她:你不是狭隘的,你才是对的。那些说你是狭隘的人,才是腐朽的。来,加入我们,我们一起,用文学净化这一切。
“你们……有外国背景?”杨旻问。她不是傻子,她注意到了文件上的英文和那个“国际基金会”的字样。
“我们有国际视野,”梁修乾纠正她,“资金来自全球热爱文学的人士。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给你什么。鼎泰纯文学奖。出版资源。媒体曝光。学术地位。以及,一个机会,让你向那些伤害过你的人证明,他们错了。”
他再次向杨旻伸出手,这一次,杨旻握住了。
“我只有一个条件。”杨旻说。
“请说。”
“我要让潘文贤看到我的名字。我要让他看到,他否决的杨旻,成了他无法企及的存在。我要让他……后悔。”
梁修乾笑了,那笑容里带着某种得逞的愉悦:“我保证。你会成为这个时代最耀眼的作家。而潘文贤……他会变成一个被遗忘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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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旻被带到了“九十九障烨文化研究所”。
那不是研究所,那是一个……工厂——生产“作家”的工厂。
“研究所位于承德的深山里,”杨旻说,“表面上是一栋漂亮的欧式别墅,周围是森林和湖泊。但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那里没有自由。”
她被分配到一个单人房间,大概三十平米,有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卫生间。没有窗户,通风靠空调。每天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熄灯。除了写作和训练,她没有其他活动。
“训练内容是什么?”李明庭问,声音有些发紧。
“上午是文学技巧,”杨旻说,“由真正的作家和学者授课。不是教我怎么写,是教我怎么‘正确地’写。怎么写一个能被鼎泰纯文学奖评委喜欢的开头,怎么设计一个既有‘文学性’又有‘市场性’的情节,怎么在对话中植入特定的价值观而不被读者察觉。”
“下午是心理学和社会工程学。教我们怎么分析目标群体的心理弱点,怎么建立信任,怎么引导对话,怎么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一个人的想法。他们称之为‘叙事疗法’,但实际上……是洗脑技术。”
“晚上是意识形态灌输,”杨旻的声音变得空洞,“观看特定的电影,阅读特定的书籍,参加特定的讨论。核心思想是:民族国家是虚构的,传统文化是落后的,本土认同是危险的。只有‘世界公民’、‘普世价值’、‘超越国界的爱’,才是文学的终极主题。”
她低下头,双手抱住膝盖。
“我一开始是抗拒的。我告诉他们:我来这里,是为了获得力量,不是为了变成另一个人。但梁修乾说,杨旻,你想打败潘文贤,对吗?那你就必须成为比他更强大的存在。而他的力量,来自于他掌握的体系。你要打败他,就必须掌握一个更强大的体系。我们的体系。”
“他们用了各种方法,”她说,“奖励和惩罚。我写的东西符合他们的要求,就有好吃的、有新书看、有外出机会。不符合,就关禁闭、断网、甚至……甚至电击。不是那种残忍的酷刑,是‘行为矫正’,温和的、科学的、让你慢慢忘记抵抗的电击。”
洛简一感觉后背发凉。她想起了杨旻留下的那段视频,十七岁的少女,眼神空洞地背诵着“文学的功能是塑造集体无意识”。那不是表演,那是……被摧毁后的残骸。
“三个月后,我开始妥协。半年后,我开始接受。一年后,我开始相信。我相信,民族国家确实是虚构的,传统文化确实是落后的,我确实应该写‘世界的’、‘普世的’文学。我相信,潘文贤虽然坏,但他对‘世界主义’的追求是对的,只是他用了错误的方法。而我,要用正确的方法来推广它。”
“两年后,我写出了《海边的卡农》。”
杨旻抬起头,看向窗外。夕阳正在沉落,银杏叶变成了深红色。
“那是我训练期间的作品。写一个钢琴师,在海边失去了听力,然后发现‘真正的音乐不在耳朵里,在心里’。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传统,只有一个孤独的艺术家,面对无边的大海,寻找‘人类共通的美’。虚无、漂泊、去根、世界主义——所有他们想要的元素,都在里面。”
“我把稿子交给梁修乾。他读完后,满意地点头,说这才是文学。”
“然后,他们运作了鼎泰纯文学奖。评委里有三个人收了西海国际文化发展基金的钱,另外两个人被‘说服’了。《海边的卡农》获奖,我成了史上最年轻的鼎泰纯文学奖得主。二十二岁。在颁奖典礼上,我穿着他们准备的正装,念着他们写好的感言,看着台下鼓掌的人群,感觉自己像个……完美的傀儡。”
“但我告诉自己,这是必要的。我获得了力量,我获得了话语权。总有一天,我会用这些力量,做我想做的事。写我想写的《山河志》。为刘颂合教授报仇。让潘文贤后悔。”
她苦笑了一声,那笑声里满是自嘲。
“但我没有做到。相反,我越陷越深。鼎泰纯文学奖之后,我的名声确实轻而易举地超过了潘文贤,更别提他的儿子——在委员会的地位根本不值一提。但我也成了委员会的‘招牌’。我被带去各种场合演讲,去大学授课,去培养下一代的‘Y系列’。我告诉他们:文学要超越国界,要拥抱世界,要摆脱传统的束缚。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流利、真诚、充满感染力——因为那是我被训练出来的本能。”
“我变成了我最恨的那种人,”她说,“不是潘文贤那种学阀,而是更可怕的——一个精致的、完美的、让人无法分辨真假的工具。我用我的才华,帮委员会渗透了一个又一个作家,摧毁了一个又一个本土文学杂志,把‘世界主义’的叙事,植入了无数年轻人的脑子。”
“而我自己呢?我再也没有写过《故乡的风》。我再也没有回过风见镇。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国外参加文化交流。我母亲生病的时候,我在准备下一场演讲。我成了‘天才作家杨旻’,但我失去了……杨旻。”
她看向洛简一,眼眶通红,但眼泪始终没有掉下来。
“直到我遇到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