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收拾下来,这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总算有了人味。
她买了一块厚实的桌布,深灰色的,遮住了那张斑驳的旧桌子。
桌上压了块透明软垫,下面垫着她手写的公式卡片和一张课程表。
用旧报纸糊住了墙上褪色的海报印迹,又在阳台拉了一根晾衣绳,白色的塑料绳,用湿毛巾擦过三遍才挂上去。
几件洗过的衣服挂在上面,在午后微弱的阳光里缓慢地变干。
考研资料被她整整齐齐地码在桌上,按科目分类——数学、英语、政治、专业课,每一本上面都贴了便利贴,写着复习进度和重点难点。
真题集翻开的那一页,题干旁边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用红色、蓝色、黑色的笔迹交错着,像一张精密的地图。
这套方法是她大学四年摸索出来的。
不是她比别人聪明,恰恰相反,她知道自己的脑子不算顶级好使,所以才更用力。
别人看一遍就能记住的东西,她就看三遍、做笔记、归纳总结,用最笨的方法把它嚼碎咽下去。
白天还好,她可以窝在那张小桌前刷题,从早上八点一直坐到晚上六点,中间只起来泡一碗泡面或者冲一杯咖啡。
累了就抬头看看窗外那片被楼房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那扇窗户朝南,虽然只看得见对面的老居民楼和楼下晾晒的衣物床单,但至少光线是充足的。
阳光打在桌面上,照得笔记本上的字迹泛出淡淡的金色。
难熬的是晚上。
隔壁那个叫陆骁的男人,作息还算规律。
他总是傍晚时分回来,有时早一些,有时晚一些。
然后是洗澡的水声——花洒出水的沙沙声,水管里气流的呼噜声,中间会有短暂的停顿,大概是在抹沐浴露。
然后水声重新响起,比之前更急促,像是拧到了最大档。
洗完澡他会弄点简单的晚饭,有时是电磁炉煮面的咕嘟声,有时是楼下打包回来的外卖,塑料袋被解开的悉索声。
八点多的时候,他会靠在床上看点什么——有时是球赛,解说员的声音隔着墙变得模糊,但进球时那声嘶吼还是能穿透;有时是战争片,枪炮声和爆炸声混在一起,低音炮的震动顺着地板传过来;偶尔也会放动物世界,赵忠祥的旁白被墙壁过滤得只剩下温和的语调。
这些都还好。
真正让余音崩溃的,是他的那个室友。
那个男人似乎隔三岔五就会带女人回来。
声音尖细的是A小姐,笑声很嗲的是B小姐,还有个C小姐,会在中途拍手说“你好厉害”——这句话每次都能穿透墙壁,清晰地传进余音的耳朵,让她恨不得把桌子掀了。
每次这种事发生,余音就戴上耳机,把白噪音的音量调到最大。
雨声、风声、海浪声,试图把隔壁那些不该听到的声音盖过去。
但这招并不总是管用——因为床板撞击墙壁的震动无法被耳机隔绝。
那种有节奏的、沉闷的撞击声,一下一下,沿着石膏板的缝隙传导过来,震得她桌上的水杯都微微颤动。
更让她受不了的,是每一次那个室友带人回来,陆骁就会摔门而出。
“咚”的一声闷响,整个走廊都听得见。
然后是他的脚步声,又重又急,一路消失在楼道尽头。
有时他会在天台上待到深夜才回来,有时干脆就不回来,直到第二天早上602的门才会重新响起声音。
这让余音无端地对那个室友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怨恨——连带她对陆骁的印象,也从“危险的陌生男人”稍微往“至少还知道避嫌”的方向偏移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