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京的那一日,车马行到城外十里,官道上一队人马勒住了。正是开春时节,道旁的柳树刚抽了新芽。令仪的车帘掀开一角,风从帘缝灌进来,带着泥土的气息。
沈拓骑在马上,一身玄色铠甲,身后亲兵整装待发。他见令仪的车到了,目光扫过车帘,只丢下一句话:“跟紧了。”
车帘没有掀开,里面隔着帘子应了一句。
车队一路向北,沿途驿馆分住,礼数都做周全。他打着回任的旗号,她用的是探父的名头,两拨人各走各的,又在官道上隔得不远不近。白日同行夜宿分住,谁也说不出什么。
夜里住驿馆,他总让人先检查一遍院子,再让她进门。这些事他从不提,她也从不说破,只是账本上,他的名字下头,一笔一笔,越记越多。
沈拓带的人不多,一个参军两个亲兵,都是一等一的利落人。令仪这边车里,只带了绿枝和两个护院。两拨人合在一处走,倒也不怎么显眼。
一路走了几日,行到边关头一个军屯驿站,正撞上一场军粮交割。这一场交割,本是军屯上的常事,谁都没有想到,会撞上侯府大小姐的车队。押运官念单子念得正顺,却不知这单子上的数,已经被人盯上了。
军屯驿站外头,押运官捧着一摞粮单,正与屯上的管事对数。粮车一溜排开,押运的兵卒靠着车辕歇脚,说笑声隔着老远都能听见。
令仪的车停在外头,她掀开一线车帘,往外看了一眼。
押运官念着粮单上的数目,声音十分洪亮:“粟三千石,黍两千石,杂粮五百石!”
屯上管事捧着册子,正要开口应声,令仪的眉头聚了起来。
她记得北境这一线的采买价。边关的粮价一年一个样,可万变不离其宗:粟米一石的价格,多少斤两折多少银子,桩桩都有定数。父亲在边关的那些年,她跟着管账的先生学过这笔账,闭着眼都能算。她记得有一年粮价涨了,父亲连夜调账,她守在账房外头,听先生拨了一夜算盘。打从那时候起,北境的粮价钱数,就刻在她脑子里了。按粮单上的数目,这一笔粟米的数目,比市价多出了整整三百石的量。
这个数目不对。
她没有开口作声,只把车帘放下,把沈拓的参军叫到车边,低声吩咐了几句。
“粮单,麻烦借我看一眼。”令仪从车上下来,走到押运官面前,声音放得温温的,“这位将军,交割对数,可有粮单?”
押运官看她一个年轻姑娘,眉头皱了起来:“你是哪家的?军粮交割,岂是你看的?”
“她是定北侯府的大小姐,随军探父。”沈拓不知什么时候到了,站在令仪身后,声音压得很低,“粮单,给她看。”
押运官看了看沈拓,又看了看令仪,到底把粮单递了过来。
令仪接过粮单,就着外面的光,一页一页翻过去。
数目印信和押运人的手印,一样一样都对得上。可数目对得上,不代表账对得上。
“三百石。”令仪抬起头来,声音还是温温的,“这位将军,粮单上记的粟,是三千石。”她说着,把粮单举到押运官面前,指尖在数目上点了一点:“三千石,是这单上写的。可这单上写的,和实收的对不对得上,将军心里,应当比我有数。”
“是三千石,怎么了?”
“过秤吧。”令仪说,“当着大家的面,过一回秤。”
她这话说得很平,可押运官听出了里头的分量。当着满场兵卒的面过秤,真要是差了数,这单子就捂不住了。他张开嘴想辩上两句,沈拓已经让人把秤抬了过来。
押运官脸色变了:“军粮交割,凭单对数,哪有过秤的规矩!”
“军粮进仓,都要过秤。”令仪把那页粮单摊开,指尖点在数目上,“粮单记三千石,实收多少,过了秤才知道。将军若觉得过秤麻烦,那这单上的三百石差额,怎么算?”
押运官梗着脖子:“你说差额就差额?”
“称过才知道。”令仪转过头去,对沈拓的参军道,“取秤来。”
大秤一抬上来,押运官脸色更白了。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随从,随从低着脑袋,不敢抬头看他。
参军应声去办,招呼兵卒抬过一杆大秤。押运官拦不住,只能眼睁睁看着粮车一车一车过秤。
粮车一车车过完,粟实收两千六百石。
账上记的是三千石,实收两千六百石,中间差着三百石。这三百石粟米,按北境的市价折银,不是一笔小数。押运官的脸色白一阵青一阵,额角渗出的汗珠,一粒一粒往下掉。围观的兵卒们,原先还靠着车辕说笑,这会儿都直了腰,直着腰往这边看。
令仪把粮单摊在案上,一句一句地念:“印信,是押运官的;签押,是领粮的;数目,记的是三千石。过秤实得两千六百,每石折银多少,三百石合银多少,将军自己算。”令仪一面说着,当真从袖中取出账本,翻到那一页,把数目念了出来。每一笔,都是按北境市价核过的。她念得平静,押运官听得脸一阵红一阵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