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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三年(第1页)

2018年底的宁江,第一场雪落得极早。

订婚宴散场后的第三周,云璟台在周氏注资的背书下重新揭了封条。陆时衍正式进了集团总部的总裁办,挂着总经理助理的头衔,搬进了二十八楼一间能俯瞰整座老城护城河的办公室。

他换掉了大学四年穿惯的连帽衫与洗旧的球鞋,穿上了笔挺僵硬的三件套深灰西装。

酒局从每周两场,变成每晚两场。

银行的信贷总监、建工局的处长、信托公司的副总,饭桌上摆着茅台与浓烈刺鼻的苏烟。陆时衍学会了替人挡酒,学会了在推杯换换盏间低头赔笑,也学会了在喝得胃里翻江倒海时,神色自若地去洗手间扣着喉咙催吐,吐完用冷水拍一把脸,漱干净嘴里的苦胆汁,理好领带,若无其事地推门回去接着签垫资补充协议。

他越来越像他父亲陆秉坤。

只有在深夜叫代驾回到老宅时,他才会顺着发潮的青砖廊道,走到西厢房门前。

屋门上了铜锁,钥匙在他口袋里。他从来没有推开过那扇门。他只是靠在门外的廊柱上,点燃一支软白沙,在漆黑的穿堂风里戴上耳机。

私人微信的收藏夹里,整整齐齐存着闻弦发给他的四十七条旧语音。

第一条是2014年大一刚开学,闻弦在申城理工的桂花树下发来的:【时衍,高数课下课了,在西门等你。】

最后一条停在2018年夏天的机场前夕:【好好吃饭。】

陆时衍就坐在石阶上,闭着眼,一条一条地听,一直听到晨光泛白。

而在八个时区外的伦敦,冬天没有雪,只有下不完的冷雨。

闻弦换掉了旧手机卡,换上了英国当地电话公司的沃达丰卡。

初到伦敦的一年,他几乎不知道晴天是什么模样。硕士课程极其繁重,全英文的结构力学与欧洲古建筑规范像沉重的铁块。华人留学生圈子很小,没出两个月,流言便在私下传开了——那是宁江陆家从小收养的伴读,陆家少爷订婚联姻,老头子出钱把他打发出来的。

闻弦听见了,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清晨五点半顶着寒风去泰晤士河南岸的港式茶餐厅后厨帮工,两手浸在刺骨发腥的水池里刷洗几十只油腻的蒸笼与白铁桶;八点半赶去考文垂的实验室测算木构节点抗剪强度;深夜回到那间没有暖气的阁楼,裹着两床发潮的化纤被子,啃着硬邦邦的切片吐司,就着冷水咽下胃药,在台灯下画图到天明。

第一年,他恨得最凶。

每当后背的第七颈椎因久坐算受力而酸痛痉挛、每当手指在冷水里冻出流脓的冻疮、每当走在湿冷无人的伦敦街头被异国冷雨浇透额发时,那股深不见底的恨意,便像生锈的烙铁一样在他胸口灼烧。

他恨陆时衍的不留他,恨陆时衍的体面,恨陆家的规矩,恨自己在那个庞然大物面前卑微得像一粒随手拂去的尘埃。

可他死死咬着牙,不肯让自己掉一滴眼泪。

在那些几乎快要撑不下去的凌晨,闻弦坐在桌前,看着玻璃窗上自己苍白凹陷的脸,低声对自己说:

“恨他,至少说明我还爱他。”

恨是这世上最锋利的燃料。

它逼着闻弦在一年内以全系第一的成绩拿下了结构工程的理学硕士学位;逼着他在几十家老牌英国文保工程公司里杀出重围,拿下了顶尖修缮所The的正式工程师offer。

2019年秋天,闻弦搬出了那间阴暗逼仄的阁楼。

他穿上了深蓝色的工装连体服,戴着白色的安全硬帽,爬上了约克大教堂八十米高的哥特式钟楼脚手架。

强劲的海风从北海灌进来,吹得工装猎猎作响。闻弦一手拿着裂缝测宽仪,一手拿着高精度水平尺,在数百年前的石券与橡木梁架上,一寸一寸检测腐朽与应力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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