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砚站在旁边,看着这对抱在一起的父子,眼泪流了满脸。他没有走过去,因为他知道这是属于他们的时刻。他们等了太久太久了——一个等了十五年才等到一句“只要你好好的”,另一个等了十一年才等到一个拥抱。沈建国哭够了,从沈昭序怀里退出来,擦了擦眼泪,看着陆时砚。“小陆。”他说。“叔叔。”“你过来。”陆时砚走过去,站在他面前。沈建国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那只手很粗糙,满是老茧和裂口,但它的温度是暖的,暖得让陆时砚的眼泪差点又掉下来。“你瘦了,”沈建国说,“是不是没好好吃饭?”“我吃了。”“吃的不多。”“最近胃口不太好。”沈建国看着他,沉默了两秒。“以后常来,”他说,“我给你做饭。”陆时砚愣了一下。“叔叔,你做的饭——”他想说“不太好吃”,但没说出口。沈建国笑了。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开了一个很温和的、像冬天里的阳光一样的笑容。“我知道难吃,”他说,“但我会学。昭序说你做饭好吃,你教我。”陆时砚的眼泪又掉了下来。他没有擦,就那么让眼泪流着,流到下巴,滴在那双拍着他肩膀的、粗糙的、温暖的手上。“好,”他说,“我教您。”那天下午,陆时砚在厨房里教沈建国做菜。番茄炒蛋——怎么切番茄不会流汁,怎么打蛋才会蓬松,什么时候放盐,什么时候出锅。沈建国学得很认真,每一步都问好几遍,像一个刚上学的小学生怕漏掉了什么重要的知识点。沈昭序坐在客厅里,听着厨房里传出来的声音——“火太大了”“盐放多了”“你尝尝咸淡”——听着听着,嘴角弯了起来。那是他听过的最好听的声音。不是音乐,不是白噪音,是父亲和爱人在一起做饭的声音。是他等了三十四年才等到的、家的声音。晚饭是三个人一起吃的。番茄炒蛋、青椒肉丝、炒青菜、紫菜蛋花汤。番茄炒蛋是沈建国做的,按照陆时砚教的方法,没那么咸了,鸡蛋也没那么老了。青椒肉丝是陆时砚做的,肉丝切得很细,青椒脆而不生。炒青菜是沈昭序做的,他只会做这道菜——油热了放菜,炒软了放盐,盛出来。简单,但很好吃。“好吃吗?”沈昭序问陆时砚。“好吃。”陆时砚说。“好吃吗?”陆时砚问沈建国。“好吃。”沈建国说。“好吃吗?”沈建国问沈昭序。沈昭序看着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爱人。他们坐在同一张桌上,吃着同一顿饭,说着同一句话。“好吃。”他说。那天晚上,他们走的时候,沈建国站在门口,目送他们。路灯的光落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下周还来吗?”他问。陆时砚回过头,看着他。“来,”他说,“每周都来。”沈建国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笑得像一个不再孤独的老人。“好,”他说,“我做饭。”回家的路上,沈昭序牵着陆时砚的手,走得很慢。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但他们不想快。“你爸说‘只要你好好的,什么都行’。”陆时砚说。“嗯。”“他是同意了。”“嗯。”“你不高兴吗?”沈昭序停下来,转过身,看着陆时砚。路灯的光落在他脸上,把那些岁月留下的痕迹照得很清楚——眼角的细纹,额头的抬头纹,鬓角的白发。“高兴,”他说,“但更多的是——松了一口气。等了那么久,终于不用再躲了。”陆时砚看着他,伸出手,擦掉了他脸上的眼泪。“不用躲了,”他说,“以后都不用躲了。”沈昭序看着他,笑了。不是嘴角弯一下的那种笑,是真正的、从心底里溢出来的、带着眼泪和所有那些说不出口的感激的笑。“嗯,”他说,“不用躲了。”你那个朋友,终于来了陆时砚的母亲住在城西的一个老小区里。房子不大,两室一厅,家具很旧但擦得很亮。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年轻男人抱着一个婴儿,笑得眼睛弯弯的。那是陆时砚的父亲,抱着刚满百天的他。照片里的男人头发乌黑,腰背挺直,和后来躺在病床上、被癌症折磨得脱了相的那个人,几乎是两个人。但他笑的样子没变,弯弯的眼睛,上扬的嘴角——陆时砚笑起来和他一模一样。每次看到这张照片,陆时砚都会站一会儿。不说什么,就是站着,看着。沈昭序在旁边等着,不催,不问,不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