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言蹲在那条巷子里的时候,太阳正从两栋楼的缝隙中间漏下来,把他的影子压成扁扁的一团。
他膝盖前面摊着一个塑料袋,袋口敞着,里面是散落出来的药盒。白色的、蓝色的、绿色的,盒子上印着密密麻麻的字,他来不及看,只能一只一只捡回去,用袖子擦掉沾上的灰。巷子窄,墙根长了青苔,空气里有一股消毒水和潮湿水泥混在一起的味道。
他又没排上探视号。
护士站的小窗口里探出半张脸,说今天的名额满了,让他下周再来。他把药袋递过去,护士接了,低头登记,头也没抬。温言站在窗口前面多等了几秒,等对方终于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他才小声说了一句“谢谢”,然后转身往外走。
走到巷口的时候,他弯腰把散掉的那几盒药重新装好。塑料袋的提手断了一边,他打了三个结,系出一个歪歪扭扭的蝴蝶结。蝴蝶结的耳朵一只大一只小,他盯着看了两秒,伸手想拆了重系,还没来得及拆,面前多了一双皮鞋。
那双鞋很干净。黑色的,鞋头擦得发亮,鞋带系得一丝不苟。温言顺着鞋往上看——深灰色的西裤,笔挺的裤线,再往上是一件同色系的西装外套,扣子扣到第二颗。领口露出来的衬衫是白色的,领尖压得很平。
再往上,是一张脸。
冷白皮,眉骨高,眼睛很淡地垂着。没什么表情,像一扇关着的门。温言看到他的第一反应是后颈一紧——他下意识想抬手遮一下自己脖子上的痘,但手刚抬到一半又放下了。算了,看见了就看见了。
那个人看了他三秒。三秒之内什么也没说,然后弯腰,从西装内袋里抽出一张名片,放在温言脚边的塑料袋上。名片落下的时候他的手指顿了一下——因为温言正好抬了头。
温言抬头的时候,左边那颗小虎牙露了出来。他其实没笑,是嘴唇微微张开的时候虎牙自己冒了个尖,配上他那双有点红的眼尾,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只刚淋过雨被捡起来的小动物。他冲那个人懵懵地眨了一下眼,因为太阳有点晃,他看不清那人的表情。
那个人收回手,站直了。
“有事打这个。”他说。
声音不高,像一块石头丢进很深的水里,沉一下就没声了。他说完就转身往巷口走,皮鞋踩过碎石子,咔哒,咔哒。步子不快不慢,背挺得很直,西装下摆随着动作微微晃动。
温言蹲在原地,低头看那张名片。白色的底,黑色的小字印着“盛淮集团”和一行电话号码,最下面是一个名字:谢珩。
他把名片翻过来,背面是空白。又翻回去,盯着“谢珩”两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把名片塞进裤兜里,和剩下的药盒放在一起。裤兜有点浅,名片的边角露在外面,他往里按了按,按不进去,就算了。
塑料袋上的蝴蝶结还是歪的。他没有再拆。
那天之后,温言又在别的地方见过那个人。
第一次是在便利店。温言上夜班,凌晨两点零三分,收银台前面的感应门叮咚响了一声。他正在货架后面蹲着补矿泉水——那种大瓶的、绿色的标签、一箱十二瓶。他听见脚步声,从货架缝隙里往外看了一眼。那个人站在收银台前面,手里拿着一瓶水,是那种小瓶的、透明的、没有标签的。他站在那儿等,把水放在台面上,然后抬起头,视线扫了一圈店内的摄像头,最后落在货架方向。
温言赶紧缩回头。他的后脑勺磕在货架横杆上,咚的一声。不大,但店里很安静,那人应该听见了。
温言捂着脑袋蹲了一会儿,等他站起来的时候,收银台前面已经没人了。台面上放着一张十块的纸币,水被拿走了,旁边还多了一小盒创可贴,薄荷味的。
温言拿起那盒创可贴翻了翻,又放回去。他没贴。但那天晚上他一直把那盒创可贴放在收银机旁边,到下班的点才揣进外套口袋里。
第二次是在地铁口。温言发完传单准备走,手里还剩一沓没发完的,纸边被他攥得卷了角。他低头往地铁站里走,刷卡过闸机的时候,身后有人跟得很近,近到他能闻到一股很淡的味道——像洗衣液,又像某种干燥的木头。
他回头看了一眼。
谢珩站在他身后两格台阶的位置,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还是那件深灰西装,还是那种没什么表情的脸。两个人隔着闸机的栏杆对了一下视线,温言张了张嘴,没出声。谢珩的眉毛动了一下,幅度很小,像是挑了一毫米的弧度,然后又落回去。他什么都没说,从温言旁边走过去,刷卡,进站,往相反的方向走了。
温言站在原地,直到闸机的栏杆重新合上,发出咔的一声。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被攥烂的传单,上面印着“暑期家教一对一”几个字,被他的汗洇花了一角。
第三次,是在街角。
温言开始卖玫瑰了。五块钱一枝,从花卉市场批来的,一桶能插四十枝,卖不完的就蔫在桶里。他用透明玻璃纸把花一枝一枝裹好,扎上橡皮筋,在路边摆了一个小马扎,从傍晚六点坐到夜里十点。
第一晚卖了七枝。第二晚卖了十一枝。第三晚他蹲在那儿,桶里还剩最后四枝,玫瑰花头已经往下耷了,玻璃纸被风吹得窸窣响。他正在想要不要收摊,面前停了一双鞋。
熟悉的鞋。黑色的,鞋头擦得发亮。
温言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