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
后来这两个字说出来很轻,过起来很重。
重到我不太愿意去细想,那几年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陆铭大三那年,和学校几个研究生一起做了个建材方面的创业项目,他学的是材料工程,专业对口,加上那几年B市大搞基建,建材市场供不应求。
起初只是个小作坊,租在郊区一个破厂房里,几台二手设备,三四个人。
陆铭白天上课,晚上泡在厂房里做配方实验,凌晨回出租屋的时候身上永远是一股水泥和化学试剂混合的味道。
他怕熏到我,每次回来都在楼道里把外套脱了,挂在走廊的晾衣绳上,第二天早上再去收。
后来小作坊变成了公司,公司变成了企业。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陆铭已经成了业内最年轻的“陆总”,手底下管着几百号人,公司年营收过了九位数。
他买的第一件贵重东西,是一套房子。
不大,两室一厅,但在B市最好的地段,小区里有银杏和喷泉,门口保安二十四小时轮岗。
他带我去看房的那天,把钥匙放在我手心里,说:“安安,我们有家了。”
我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落地窗外的阳光铺了一地,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站在我身后,右耳微微侧过来,等我说话。
“你花了多少钱?”
“不贵。”
又是这两个字。
他这辈子对我说过的最大的谎话,就是“不贵”。
我没有拆穿他,只是握紧了那把钥匙,金属的凉意硌着掌心,硌得我想哭。
搬家那天,我们从筒子楼里收拾出全部家当。
其实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一个旧电饭煲,一床洗得发白的被套,几件穿了很多年还舍不得扔的衣服,还有那本翻烂了的数学笔记。
我坐在新房子的地板上,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摊在锃亮的实木地板上,觉得它们和这个房子格格不入。
陆铭走过来,把数学笔记从我手里抽走,翻了翻,翻到扉页上那句“许念安的数学笔记”,嘴角弯了一下。
“留着,”他说,“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他把它放进了书房的抽屉里,和房产证放在一起。
结婚是在他公司走上正轨的第二年。
没有盛大的婚礼,没有宴请八方宾客。我们挑了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去民政局领了证,他穿了一件新买的衬衫,深灰色的,袖口的扣子是他自己缝的,缝得歪歪扭扭。
拍照的时候他很紧张,肩膀绷得死紧,摄影师说新郎笑一个,他扯了扯嘴角,笑得比哭还难看。
“你就不能自然点?”我小声说。
“我尽量。”他深吸一口气,转过头看我,右耳侧过来,“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看着他的眼睛,“你很好看。”
照片洗出来,我把它放在钱包最显眼的位置。
他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第二天我发现他把自己的微信头像换成了那张照片的裁剪版——只有我们两个人的那半边,他自己的脸被裁掉了一半,只留下肩膀和侧脸,但我的脸完完整整地在画面中央。
我们结婚的事,我没有告诉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