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自称阿不思·邓布利多的先生,在门口脱下了帽子。
那是一顶深色的尖顶帽。我起初以为它只是被压坏了,待他将它端端正正地放在膝上以后,才发现它原本就是那个形状。
他在福尔摩斯指给他的椅子里坐下。晨光落在他长长的银白色胡须上,也照亮了外衣袖口的一排小扣子。那些扣子大约是银制的,排列得相当整齐,只是我看不出有哪位伦敦裁缝会愿意承认这件衣服出自自己的店铺。
“我必须先向两位道谢。”他说,“你们照顾了这个孩子。”
“医生和哈德森太太做了大部分工作。”福尔摩斯回答,“不过,在接受您的谢意之前,我们需要弄清几件事。”
“当然。”
“您怎么知道他在这里?”
“他的姨母告诉了我。”
我与福尔摩斯交换了一下目光。
“佩妮?”
“佩妮·德思礼。”
这个姓氏使我微微一怔。
邓布利多转向我。
“她提到过一位华生医生。我想就是您。”
我仔细回忆了一会儿,终于想起今年春天的一件小事。当时,我替一位离城的同行照看过几天病人,其中有一位带着孩子前来求诊的年轻妇人。她瘦削、拘谨,对诊室是否足够干净颇为在意,也曾问过我住在哪里。
“我见过她。”我说,“但只见过一次。”
“她记得您,也记得您与一位侦探同住。”
福尔摩斯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敲了一下。
“因此,她把一个受过伤的孩子放在我们的门外,按了门铃,然后离开。”
邓布利多摘下眼镜,用手帕慢慢擦了擦。
“是的。”
“您今天早晨去看望她?”
“我原本打算确认哈利是否安顿妥当。”
“昨晚是谁把孩子交给她的?”
“这件事由我安排。”
老人重新戴上眼镜。
他的语气仍然温和,但那一刻,我注意到他没有继续抚弄手里的帽子了。
福尔摩斯将那张便笺推到桌边。
“这是她的字迹?”
邓布利多拿起来看了一眼。
“我相信是。”
“您是亲眼见到她,听她说孩子在贝克街,才来到这里的?”
“正是如此。”
福尔摩斯点点头,在纸上记了一笔。
我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问。昨晚发生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们很需要知道,眼前这位先生究竟是沿着伦敦的街道找来,还是通过某种我们尚未听说过的方法,从一只茶壶里看见了我们的门牌。
幸而,到目前为止,他所述的这段行程仍然十分寻常。
“现在,”福尔摩斯说,“请谈谈那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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