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阳光把隐园的废墟照得很薄。我支起水准仪,三脚架踩在松动的青砖上,气泡水平仪里的绿色水珠晃了很久才停稳。林述蹲在碎砖堆里,帮我在尺上读数。他学得快,已经能分清正丝和倒丝,念数字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空气里漂浮的灰尘。
“后视,1。847。”
我记录。
“前视……”他顿了一下,眉头微微拢起,像在读一句不通顺的台词,“1。902?”
笔尖在纸上悬住。按照常理,水往低处流,前视点应该低于后视点,读数该更大。但这里是反的——前视读数更小,意味着渠道的终点比起点还高。水不可能往高处流,除非地下另有出路,在吸走这些水。
我把水准仪转向西侧,那里有一堵实墙,墙体上爬满了枯萎的爬山虎,像一张褐色的网。坡度指向那堵墙。
“下面有东西。”我说。
林述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他的眼睛在阳光下是偏深的琥珀色,瞳孔周围有一圈更深的纹路。他看了很久,久到风吹动他额前的头发,遮住了半边眉骨。
“可能是暗渠。”我说,“老城区的地下排水系统,很多是民国时期修的,不在现在的图纸上。”
他没有立刻回应,只是走过去,蹲在那堵墙前,手指拨开墙根的杂草。枯叶下面露出一小块青石板,边缘被苔藓咬成了毛边,但中间有一道很细的缝隙,像一扇被刻意藏起来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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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内窥镜是借来的。十五米长的黑色缆线,末端带着摄像头和冷光源,缠在一个金属轮盘上,提在手里很沉。林述说这是拍管道戏份用的,可以伸进下水道拍老鼠的视角。
我们伏在隐园西北角的废墟上,像两台等待数据的机器。杂草被压弯了,草茎里的汁液渗出来,把膝盖处的布料染成深绿色。他把镜头缓缓探入那个鼠道式的洞口,缆线一寸一寸地吞进去,轮盘在他手里发出很轻的、齿轮咬合的声音。
屏幕亮起来。是灰绿色的夜视画面。
起初是泥土,然后是碎砖,接着空间突然开阔——一条规整的青砖暗渠,高约一米二,宽度刚够一人侧身。渠底有静水,水面如镜,映着冷光源,像一块被切下来的夜空。两侧砖壁上的勾缝还很清晰,是民国时期的糯米灰浆,经过了这么多年,依然顽固地咬合着。
“这是人工渠。”我说,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他的袖口,“而且还在通水。”
水面上有极细微的涟漪,从深处传来,像有什么东西在很远的地方呼吸。
我起身去拿背包。他拉住我的手腕。
“别下去。”
声音不重,但手指收紧了,指节泛出那种紧张的白。这是第一次,他在工作上用这么直接的否定。
“里面可能有沼气,”他说,语速变快了,“可能有塌方的结构。你看那些砖壁,水线以上的部分已经酥了,随时会……”
“我要测坡度。”我打断他,已经开始系安全绳,“如果这条渠通向主街区,说明隐园曾是某个更大网络的一部分。不是私人书斋,是一个节点。”
他看着我,目光里有很深的东西在晃。不是反对,是害怕。那种“我可能再也抓不住了”的怕,和国外脚手架上石膏块砸下来时,他眼里的神色一模一样。
“那我做锚点。”他终于说,声音哑了。
他坐在洞口,双腿抵住一块从废墟里翻出的重石,双手攥着安全绳的另一端,在腰上缠了两圈,打了一个很紧的结。然后他抬头看我,光线从他背后照过来,把他的轮廓镀上一层毛茸茸的边。
“下去之后,”他说,“每五米拉一下绳子。如果我感觉到三下拉,就往回拽你。不管你到没到终点。”
我点头,把红铅笔插进胸前的口袋,头灯打开。光圈打在洞口,像一只独眼眨了眨。
“还有,”他叫住我,“如果手机没信号……”
“我知道。”我说,“我会敲。”
他看着我,忽然伸出手,替我把额前的一缕头发别到耳后。指尖擦过我的耳廓,带着一点外面阳光的余温,还有他自己的颤。
“下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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