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骁每次都来。他会把碗端过来,靠在她的桌边,一边吃一边嫌弃她的厨艺——面条太软、青菜煮太久、鸡蛋炒得太散——但每次都吃得一点不剩。
然后他会把自己的碗也端过来,里面装着他做的菜。
“回礼。”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从来不看她。
余音心里清楚,这些回礼绝对比她的“做多了”做得好——红烧排骨、酸菜鱼、糖醋里脊,甚至有一次他端来了一盘锅包肉。
每一道菜都好吃得不像是一个独居男人能做出来的水准。
“你是不是偷偷去新东方培训过?”
“工地上做饭做多了,”他说,“十几个人等着吃,不好吃会挨骂。”
余音咬着筷子看他,心里忽然有一点酸涩。
什么样的生活,能让一个人同时学会修热水器、换窗户、做二十个人的饭,还能独自扛下肩胛骨碎裂的剧痛?
“看什么看,”陆骁头也不抬,“吃饭。”
余音低头继续吃,嘴角有一点点翘。
她知道他在看她。
因为每次她低头夹菜的时候,都能感觉到那道目光——不重,但存在感极强,像是一道若有若无的火苗,落在她的发顶、耳尖和握筷子的手指上。
一天傍晚,余音在窗台上发现了一张糖纸。
薄荷糖的那种透明塑料纸,淡绿色的,被揉皱了又被展开,端端正正地放在窗台的角落里。
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三个字,字迹很潦草,但她认得——和风扇上那张便利贴上的字迹一样。
“考上了。”
余音愣了一下。
不是问句,不是“考得上吗”,而是“考上了”,像是在陈述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实。
她拿着那张糖纸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然后打开窗户,探出头去看隔壁的阳台。
陆骁正靠在阳台上抽烟,看到她探出头,他挑了一下眉,烟雾从唇间溢出来,被晚风吹散。
“看到糖纸了?”
“看到了。”
“留着,”他把烟掐灭,“考上了再还我,考不上就拿来还钱。”
“还什么钱?”
“面钱、风扇钱、窗户钱,还有布洛芬的两倍价钱。”
“高利贷也不是这么算的。”
“我就是高利贷,”他说,嘴角有一个淡淡的笑,那种弧度让余音的心跳漏了半拍,“所以,必须考上。”
余音把糖纸夹进日记本里,放在书桌正中央。
那天晚上,她做题做到凌晨一点,比平时多做了一个小时,不是因为焦虑——是因为有人在用一颗薄荷糖告诉她,他相信她能行。
她低头看那道刚刚解出来的统计学难题,最后一步的答案画了两道红杠,旁边写着一个小小的“OK”。
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泥土味和若有若无的薄荷香。
她翻开日记本,在那张糖纸旁边写了一行字。
“还有三个月。考上,然后把糖纸还给他。”
笔停顿了一下,又在后面加了一句。
“或者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