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的时间,像沙漏里的沙,一点一点地漏下去,快得让人来不及抓住。
赵砚白在这三天里几乎没有合过眼。他像一台精密的仪器,将所有能调动的资源全部集中到了桐荫里这一个点上——情报、人力、武器、撤退路线、应急预案,每一个环节都反复推演了不下十遍。他的书房墙上钉着一张巨大的桐荫里建筑平面图,红蓝两色的记号笔在上面画满了线条和箭头,像一张密密麻麻的蛛网。
沈渡清在这三天里也很少见到赵砚白。每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身边的位置已经凉了——赵砚白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离开,只留下一杯温度刚好的蜂蜜水和一张手写的便签,上面永远只有四个字:“等我回来。”
没有“早安”,没有“想你”,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那四个字笔锋凌厉,力透纸背,像一把刀刻在纸上,每一个笔画都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
“等我回来。”
不是“我会回来”,而是“等我回来”。前者是承诺,后者是命令。
沈渡清每次看到这四个字,都会把便签折好,放进床头柜最里面的抽屉里。三天下来,抽屉里已经躺了三张便签,叠得整整齐齐,像三把小小的、沉默的钥匙。
他没有问赵砚白要去做什么。
不是因为他不好奇,而是因为他在赵砚白眼睛里看到了某种东西——那种将赴战场的人才会有的、沉甸甸的、几乎要溢出来的决绝。他不想成为赵砚白的软肋,也不想成为他的负担。他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安安静静地待在别墅里,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让私人医生检查身体,然后在赵砚白偶尔回家换衣服的时候,递给他一杯温度刚好的咖啡。
赵砚白每次接过咖啡,都会深深地看他一眼。
那一眼里有太多东西,像一整个宇宙的星辰都压缩成了一粒光,落在那双漆黑的眼睛里。沈渡清读不懂那一眼里所有的含义,但他读懂了其中一种——不舍。
像是一个知道自己要远行的人,在拼命地、用尽全力地记住眼前这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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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入夜。
南城的夜晚闷热而潮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的气息。天空中没有星星,厚重的云层将月亮遮得严严实实,整座城市像被扣在一口巨大的铁锅下面,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赵砚白换了一身黑色的作战服,贴身的材质勾勒出他肩背流畅的肌肉线条。他的腰间别着一把军刀,小腿上绑着一把备用匕首,外套内侧的口袋里装着一把消音手枪。他的头发全部向后梳起,露出光洁的额头和锋利的眉骨,整个人像一把刚刚开过刃的刀,冷冽、危险、蓄势待发。
他最后看了一眼别墅的方向——三楼最东边的那个房间还亮着灯,沈渡清还没有睡。
赵砚白攥紧了手中的钥匙,那把黄铜钥匙被他握了一整天,已经被体温捂得温热。他将钥匙收进口袋最深处,拉开黑色SUV的车门,坐进了驾驶座。
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人——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国字脸,浓眉,嘴唇上有一道从左边嘴角斜劈到下巴的旧伤疤,让他的整张脸看起来像一件被打碎了又重新粘起来的瓷器。他叫裴猛,是赵砚白的安保总负责人,也是这次夜袭行动的前线指挥。
“赵总,所有人都在路上了。”裴猛的声音低沉而粗犷,像砂纸打磨金属,“按照你的要求,分三路:东路由周平带八个人,负责正面佯攻;西路由我带十个人,从后门突入;中路——只有你一个人。”
赵砚白点火,引擎发出低沉的轰鸣。
“中路是桐荫里最薄弱的地方。”赵砚白握着方向盘,目光直视前方黑沉沉的道路,“那座宅子的设计图纸我看了不下两百遍,东面和西面的墙体都有加固,但中轴线上的建筑是清末的老结构,木质梁柱,承重有限。我一个人够了,人多反而容易被发现。”
裴猛沉默了一瞬,然后说:“赵总,那个人在桐荫里经营了几十年,说里面没有防备是不可能的。你一个人进去太冒险了。”
赵砚白没有回答。他将车子开出地下车库,汇入夜晚的车流中,车窗外的霓虹灯飞速后退,将他的脸映照得明明灭灭。
“裴猛。”他忽然开口。
“在。”
“如果我今晚没出来,把沈渡清送到瑞士。我在苏黎世湖边有一栋房子,他提过一次,说那样的窗户朝东、能看到湖面的房子,是他小时候梦想中的家。”
裴猛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赵总,你不会有事的。”
赵砚白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不是笑,而是一种比笑更复杂的表情——像是释然,又像是认命。
“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活。”他说,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我是为了让他能好好地活。”
黑色的SUV淹没在夜色中,像一滴墨溶进了深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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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城,桐荫里。
这条老街和赵砚白记忆中一样安静。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如镜,两侧的老建筑在黑沉沉的夜色中像一排沉默的巨兽,蹲伏在黑暗中,呼吸低沉而缓慢。街道上空无一人,连野猫都不见踪影,只有路灯发出昏黄的光,将赵砚白和裴猛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赵砚白站在桐荫里街口,抬头看着街道尽头那座黑漆大门的宅院。宅院的围墙有三米高,墙头上密密麻麻地嵌着碎玻璃,在路灯下反射出冷白色的光。围墙后面是一片浓密的树冠,将整座宅院笼罩在墨绿色的阴影里,什么都看不清。
“周平那边准备好了。”裴猛低声说,手指按在耳麦上,“五分钟后东面会制造一次‘意外’——一辆货车会‘不小心’撞上东墙外的电线杆,引发短路停电。停电期间,桐荫里的所有电子安防系统会失效大约四分钟。我们的时间窗口就在这四分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