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看

第二十三章锚（第5页）

李世民站在地下室门口，看着那些麻袋，声音很平：

“如果城被封了，三个月内，我们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到时候，这些东西就是命。”

第四件事：政治经营

李世民最大的武器不是剑，是元老院正式承认的东方使者这个身份。

利用这个身份，接下来的日子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公开露面。黑云逼城的时候，他反而频繁地出现在元老院、广场、神庙。让所有人看见：他还在这里，他还是大唐使者，对他不利就是打罗马共和国的脸。

第二，联络所有派系的“正常人”。他多次接受邀请，出现在贵族宴会上——库里奥（凯撒派）、鲁弗斯（中间派）、甚至加图（保守派），他都保持礼节性往来。让所有人知道：他和谁都说得上话，他不是任何人的敌人。对“不正常的”比如安东尼、马尔凯鲁斯这类激进人士，直接不浪费时间。

第三，不站队，不表态。无论库里奥怎么暗示，无论庞培派怎么试探，他一律用外交辞令回答：“罗马的内政，外人不便置喙。”不给人任何攻击的把柄。

在一场中间派举办的酒会上，李世民与执政官鲁弗斯端着酒杯，一聊就是半个时辰——从《十二铜表法》的起源，到唐律的体例。中间酒杯添了两回。

临别之际，鲁弗斯握住李世民的手，力道很稳：“我与阁下虽然立场不同，但都懂得何为‘公正’。将来若在罗马遇到任何困难之事，使人来告诉我。在法律的框架内，我愿尽最大努力，为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提供帮助。”

看着鲁弗斯离开的背影，李世民心里落下一块石头。不是石头落地，是落进了该在的地方——压舱的那种。

五、最后的准备

夜深了，官邸里的灯一盏一盏熄灭。只有二楼卧室的窗户还亮着。

李世民靠在枕头上，腿上摊开一卷书——是凯撒写的《高卢战记》。这本书在罗马早已流传开来，从元老院到市井书肆，随处可见抄本；贵族们争相传阅，有人视之为战争实录，有人读作政治宣言。而他手中的这一卷，是狄奥尼修斯从一位凯撒派元老那里借来的，页边还残留着前人密密麻麻的批注。

他的拉丁文已经足够流畅，能读出那些简练文字背后藏着的东西：一个统帅如何用最克制的笔触，写最骄傲的战绩。

他合上书，忽然笑了一声。

“歼敌三万？”他用汉语轻声说，带着一丝只有自己听得见的调侃，“高卢总共才多少人口。吹嘘。”

他太懂了，战报这东西，七分实，三分虚，剩下全是给外人看的。

他又翻了几页，看着那些整齐的拉丁字母，嘴角那丝笑意淡了下去。是啊，他们都是干这行的。所以他才懂——那个人写这些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在想罗马。在想元老院。在想那些坐在后方指手画脚的人。

就像他当年在长安写捷报的时候，想的也是那些等着看他笑话的人。

他把书合上，指尖按在封面上，久久没有移开。那里有凯撒的名字。

快半年了，从纳博讷离开到现在。那封只写了四个字的信，他亲手撕了。没有寄出，那个人永远不会知道，在某个深夜，他曾试图说过“多谢，再见”。

窗外的夜色很沉。远处，拉文纳的方向在亚得里亚海对岸，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那个人在那里，在集结军队，在等待时机，在准备一场决定命运的战争。

他不想承认，但此刻，在风暴将至的这个夜晚，他又想起了那个人。

不是想起那个把他按在门框上强吻的凯撒。是想起阿莱西亚的篝火边，那个会和他分享无花果的老兵；是想起雨夜的帐篷里，那个端着油灯走进来、为他擦去泪痕的盖乌斯；是想起纳博讷的病榻前，那个握着他的手直到天黑的人。

那些记忆埋得很深，深到他以为自己已经忘了。但它们还在。

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他本能地想起那个年长的男人。他的意识深处，那个人是可以信赖和托付的人。

如果那个人没有越界——如果那些试探、那些逼近、最后那个失控的暴行都没有发生——他们本可以一直是盟友。他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那些帮助，可以坦然地站在那个人身边，可以在这种时刻派人去问一句“你需要什么”。

但现在他不能。

因为他欠他的，不只是人情。还有那句说不出口的、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东西。

——在那个人的手最后落在他身上之前，他曾经真的想过回应，想说“我知道了”，想打开那道门。

他竟然真的曾经考虑过和一个男人的可能性……太不可思议了！

那些他始终没有说出口的话，现在都埋在沉默里，和那封撕碎的信一起。

所以他宁愿自己扛。囤粮、布防、经营人脉、盯着每一条退路。他把自己变成一座孤城，把所有的软肋都藏起来。这样就没有人能伤害他，他也不会再欠任何人。